中国民主季刊

“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一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思维”，它“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先生说。今年，2026 年，距文革发动整整 60 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纪念中国当代史中极端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讨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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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 子。但事实上，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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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当此之际，为促进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本刊特发表徐贲教授此文。文章聚焦于一位比利时学者的最新 研究——评析马蒂亚斯·德斯梅特《极权主义心理学》的核心理论，重点探讨“游离性焦虑”与“群众形成”在极权主义生成中的心理机制。文章指出，极权并非仅源于外在压迫或特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植根于现代人心理结构的潜在倾向。在人工智能与技术官僚主义背景下，这种心理机制以 “专家理性”和“算法中立”的形式重新显现，使民主社会同样面临思想同质化与异议压制的风险。作者认为，防范当代极权主义不仅依赖制度约束，更取决于心理韧性、批判性思维与开放公共讨论空间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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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晖在其新书《拯救德先生》中所充分论证的，片面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反而为昂纳克寓言的应验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高人权国家已终止单维经济全球化，却未重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而是转向关税。秦晖认为关税并非万能，对其推进民主的前景颇为悲观。作者认为若关税能针对低人权实体因偏离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则这种关税的征收不仅将更加师出有名，而且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因而有利于人权的改善、民主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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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门举行立法会选举，中间派议员被取消资格；
2、叙利亚举行推翻阿萨德政权后首次议会选举；
3、孟加拉国前总理因镇压学生运动被判死刑；
4、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各国需承认他国同性婚姻；
5、深圳易力声工人罢工，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工人；
6、智利极端保守派卡斯特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7、黎智英被判违反国安法，勾结煽动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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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民主国家争取自由的艰巨事业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基本表现方式则是言论。这固然似乎没有错。但言论通常是个体的，表现空间也总是很有限。“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哈维尔曾说。因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供讨论的概念——“反抗的共同体”2，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这里的范围而言，“反抗的共同体”涉及两个层面的联结，即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结。例如，对于知识人中极少数敢于发声、受到官方惩罚的“敏感”人物，是竭力避免还是保持接触，抵制官方孤立异议者的企图 ?3 再如，在像 1989年那种学生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是至多只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信使”、“中介人”，还是加入到抗议的一方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在导致波兰民主化的“团结运动”中，知识分子较早成立了“支持工人委员会”，这对于中国学人是否也是值得借鉴的一种联结？很明显，联结还是切割、旁观抑或参与，这是向往自由的人们会真切面对、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问题。“反抗的共同体”是否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如何界定其涵义，可以设定怎样的目标？这样一个共同体如何可能，是否可以、如何从生活的近处开始？其他国家的反对运动中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民主季刊》就这些问题，邀请到了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等学者和观察人士发表评论，结成了以下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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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他所说的玛丽，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中文名“侯芷明”。侯芷明集学者、作家、记者、翻译家的身份于一身，长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教授。她以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议人士为研究重心。从 1995 年开始，她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迄今已 30 余年。在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访谈中，侯芷明教授追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感所思，她接触或目睹过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参与过的、在国际上为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感谢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先生接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对侯芷明教授做这个访谈。它是本刊对国际上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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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 ”， 国际共和研究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主任亚当 · 金（Adam J. King）说。金先生多年来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许多国家的在地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选举、媒体自由、公共财政管理、移民劳工和少数族裔权利、青年公民行动、女性政治参与等，他还曾在孟加拉、柬埔寨、蒙古、东帝汶等国家观察选举。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伦敦的青年政治学者李聿脩对金先生越洋做了这个访谈。金先生的工作给了他一种难得的优势，来比较与思考许多亚洲国家 —— 当然包括中国 —— 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问题。他认为，尽管公民社会在中国非常受限、极端脆弱，但还是大有希望，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好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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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一种社会现象，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重要的华人经济学家、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说。为什么迄今的历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产业革命的发生？中国是否会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再次落后？这次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与民主资本主义相比，极权主义体系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是否会处于劣势？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许成钢教授做了这个深度访谈。许成钢教授著述丰富，最新著作是 2025 年出版的、包括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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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政治”在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未来民主化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迈克尔·平托 - 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此文从全球范围对政治筹资问题的挑战与管理做了比较研究，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02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4, Octo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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