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不合时宜的 人民领袖： 习近平独裁 权力分析（ 上 ）（播报：何杨）

摘要：习近平将中共二十大演成了他个人的“加冕礼”，不但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习氏政治局班子，还被他的亲信赞誉为“人民领袖”——这个原来只用于毛泽东的称号。十年前习上台时，没有自己的执政班底，仰仗着红二代的身份和元老们的加持才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看起来也没有宏伟的改造计划、更未像毛和邓一样为党做出令同僚折服的贡献。然而，他居然仅用三年成为党的核心，五年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十年完成三连任，其权力堪比毛。那么，习是如何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的?本文尝试着做一个由外入内的深度分析，首先讨论背景、习的权力政治学，然后讨论其人格特质等个人因素。当本文定稿之时，中国正发生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风潮，民众第一次公开挑战习的权威。不过，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需要时间来展示，已超出了本文所能分析讨论的范围。
 

埃利奥特• 布尔默｜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非行政性总统（播报：何杨）

编按： 民主宪法设计是一项专业技术。停留在争论选择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半总统制，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主要民主政府架构类型的制度细节。本文是总部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智库“国际民主和选举协助研究所”的宪法建设基础研究报告之一。它讨论了议会制民主宪法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行政性总统或者说虚位总统的性质、职能与权限。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辛迪・ 斯卡奇｜宪法架构与民主巩固：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对比（播报：何杨）

摘要： 这是国际政治学界过去几十年关于宪法设计研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对于需要计划中国未来的人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原文1993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1 (Oct., 1993), pp. 1-22）。感谢霍普金斯大学授权本刊发表此文中文版，也感谢斯卡奇教授热情帮助本刊获得授权。

王大卫 | 当代中国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播报：何杨）

摘要：绝大多数学人目前还在使用传统的左右二分法，只不过一些人以左为政治正确以右为政治错误，另一些人则相反。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状况和谱系进行分析，得出了诸多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大多数自由民主派的结论，尤其针对自由民主派中出现的相当严重的极右化倾向和趋势，进行了善意、严肃的剖析和针砭。
去年年底，荣剑发表了“左翼问题批判导论”系列文章，张千帆为之撰写长篇评论，在肯定荣文基本立场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接着，陈天庸对张文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质疑。 本文将围绕上述争论，展开论述当下中国的左右问题。

史蒂文·菲什：蒙古：没有先决条件的民主（三）

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NGOs）的活力不亚于政党。除了政党，有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特别发达。一种是记者协会。蒙古有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然而，职业规范并不严格，政府对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和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的控制依然存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若干协会成立起来。蒙古记者联合会（Union of Mongolian Journalists），是共产主义时期的党办联合会的继承组织，已成功过渡到自治地位。它为扩大新闻自由和保障记者的权利，构建了一个颇具规模且坚韧不拔的游说团体。一个同样充满活力的组织——蒙古新闻学会（Press Institute of Mongolia），1995年刚刚成立，但已迅速成为教育年轻记者并使其专业化以及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
记者组织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妇女组织成为公民社会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的确，这些妇女组织如此强大，妇女在各种类型的公民组织中占据如此主导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说蒙古是母系公民社会。许多妇女组织在成立之初有特定的议程，集中关注促进妇女权利的某一方面，后来则扩展了其目标范围。“妇女促进社会进步组织”（Women for Social Progress）、女律师协会（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和名称恰如其分（但翻译起来很别扭）的“自由妇女人才库”（Liberal Women’s Brain Pool ，LWBP），就是开始时势单力薄，但很快成为主导力量的例子。
这三个团体中的最后一个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证展示了公民社会的团体如何以经典的托克维尔方式（Tocquevillean fashion）为高层政治准备领导人。[12] “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的创始人奥多文·恩克图雅（Oidovyn Enkhtuyaa），从其草创时期开始就努力通过公共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参政能力”，尽管恩克图雅回忆说，“我当时从未想象过自己也会从政。” 她对“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的领导是如此成功，该组织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恩克图雅在1996年作为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党员竞选时，赢得了一个议会席位。1996年另一位获胜的候选人林钦金-纳兰杰尔（Rinchingiyn Narangerel），在创建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并领导其发展壮大之后，亦跻身政坛。在旧政权寿终正寝之后，纳兰杰尔马上建立了她的组织，努力改革课程设置，重新培训社会学科方面的教师。与恩克图雅一样，纳兰杰尔在共产主义时代也没有从政经历；她也是通过领导一个新的后共产主义非政府组织进入政界的。1996年代表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当选后，纳兰杰尔负责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关键法案的议会特别委员会。由于围绕若干条款聚讼纷纭，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税收特权，该立法面临相当大的反对。她利用自己以往在政府之外的经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智慧，使该法案于1997年1月得以通过。
尽管上述所有社团都是由蒙古人组建的，但其中很多得到了外国捐助者的帮助。“蒙古新闻学会”（Press Institute of Mongolia）获得了丹麦某新闻学院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的资助。“自由妇女人才库”（LWBP）获得了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援助。这类资助的数额往往较少。与多边贷款机构为救助无力偿付债务的政府而定期发放的资金相比，这些资助的数量相形见绌。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资助也往往不如美国的基金会向美国学者提供的资源，这些资源用于进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了解转型国家的人民对其领导人、政治制度、自己的民族、邻国的民族或面包价格的看法。但是，索罗斯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在经济困难时期雪中送炭，的确有力地促进了蒙古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
挑战和借鉴
蒙古的民主并非无懈可击。该国经济在1994年开始出现正增长，此后一直保持了这个势头，稳定政策使年通货膨胀率在1997年下降到相当不错的18%。然而，尽管蒙古为引进外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尽管它把贸易制度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之一，但它也只从国外吸引了零零散散的资本。高居不下且仍在上升的失业率魔咒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屡见不鲜，而在蒙古尤为严重。它威胁着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13]
潜在的绊脚石也出现在政治领域。选举法在任何民主政体中都是一个关键制度。在蒙古，选举法促进了政党的形成。但是，选举法也随着每次新的议会选举而改变，立法机构现在正讨论在2000年选举之前再次改变规则。许多立法者似乎仍未吸取1996年的教训。在那年的选举之前，人民革命党推动了一些改变，将以前基于复数选区制（multimember districts）的体制改为纯粹的单一选区制（single-member-district）。毫无疑问，这一行动的动机，是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认为这将提高他们党的成功机会，使其能够保持1992-96年期间曾经拥有的主导地位。但是，新规则却适得其反，反而帮助民主联盟获得了巨大的多数相对于实际投票而言，严重不成比例。
选举规则的持久不变可能对民主化并非至关重要，但在每次选举前重新制定规则，则对稳定精英阶层的预期或增强民众对政治进程的信心毫无帮助。如果连续几次选举均采用同一套规则，会有利于蒙古的民主。现行体制表明，基于政党名单投票（party-list voting）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对于发展起强大的政党并非必要。在一个立法机构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环境之中，赋予政党提名公职候选人的专属权力的规则，足以促进政党的发展。目前的体制运转尚好，；自作聪明去修改它的方案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正如1996年所显示的，它们甚至可能反噬始作俑者。
国家对许多大众媒体的持续控制也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执政的民主联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人有75年的时间来向民众强行灌输思想，那么现政府至少应该有几年的时间来“引导”大众舆论转向民主思维。另一些领导人则赞成快速去国有化。第一种方式的问题是，这种家长制有悖于民主；第二种方式的问题是，为最大的媒体机构找到合适的私人买家，目前几无可能。[14] 新闻界还面临着因脸皮薄的公众人物的诉讼增多而带来的危险。任何参与揭露可能的不轨行为或批评个人的媒体，都面临着被诉讼的风险。界定诽谤和保护新闻活动的法律-制度框架的模糊性使新闻界陷入左右两难。截至1998年2月，蒙古发行量最大的独立日报“今日报”（Önödör，Today），面临着15起来自被冒犯方的诉讼。该报的总编巴兰吉恩·普雷夫达什（Baarangiyn Purevdash）说：“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与官方报纸竞争，即使部长和议员们经常接受官方报纸的采访，给它们提供信息。事实上，我们的独立性使我们在公众中享有公信力。但这些诉讼真的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尽管有这些挑战，而且在基本政策问题上持续存在着大量争论，但蒙古的民主体制看上去还是牢固的。蒙古的实践为学者、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它显示了承诺妥协的最高价值。政治暴力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民主最恶毒的敌人，避免政治暴力为在恶劣的环境下早日阔步迈向民主敞开了大门。第二，蒙古展现了权力分散的体制优势，特别是立法机构主导的半总统制的优点。第三，蒙古经验彰显了没有一个唯一的所谓民主“之父”和国家独立“之父”这样的人物所带来的优势。在大多数有或曾经有这种人物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他们在转型之初被广泛认为是宝贵的资产。但许多开国之父后来放慢甚至逆转了民主化进程。不存在一个开国之父，这为蒙古国免去了政治发展的巨大阻碍。
第四，蒙古的转型显示了政党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许多著述中，政党和政党制度被当作分析的客体而非主体，被当作其特征和力量要由一系列外部因素来解释的实体。这种方法可以有助于理解政党的产生、制度化与衰退的根源和性质。然而，在蒙古，强大的政党是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蒙古的经验突出说明，有时将政党和政党制度视为解释因素是有益的，其力量、规模、包容性和差异性，可能会决定性地塑造政治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蒙古国的情况表明，重温并借鉴一些关于政治发展的经典文献是有价值的，这些文献将政党视为原动力而不是结果。[15]  第五，本研究案例显示了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独立力量。两个关键的非政府组织组成部分——妇女团体和记者协会——在推进民主化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们开辟了新的渠道，为公众提供信息，促进了专业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独立的公共政治教育，并对人数众多但传统上未得到充分代表的那部分人口，进行了援助。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蒙古国迄今为止的经验代表了意志论（voluntarism）对决定论（determinism）的胜利。具体来说，它展示了选择、意志、领导力、机构和权变（contingency）对结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胜利。虽然仅从一个小国的经验展开外推总是不着边际，但蒙古可能代表了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所说的“关键案例”，这个案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假设。[16]从大多数常规理论的角度来看，蒙古属于“最不可能”经历成功转型的案例之一。它目前的政治状况可能并不算一个奇迹——无论如何，亚洲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已经充满了“奇迹”。但它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其他欠发达、与世隔绝或处于另外不利地位的国家来说则是新的希望——对于民主化的推进来说，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必要的”。
作者史蒂文·菲什（ M. Steven Fish）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
译者徐行健系中国大陆专业人士。审校者陈育国为原北京大学国政系讲师。

史蒂文·菲什：蒙古：没有先决条件的民主（二）

制度的选择
除了宽容与和解的政策外，明智的制度选择也促进了蒙古的民主化。最重要的是新宪法中所体现的政权形式和有关获得公职的选举规则。
宪法的制定过程，是在激烈但非暴力的争论中展开的，这对塑造新的民主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建国文件的内容也同样重要。关于政权类型的决定——也就是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大呼拉尔在1992年1月批准的文件，规定了半总统制，大致仿效法国模式，但有一个更强大的立法机构。在起草过程中，辩论的主要问题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议会制的主张者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大部分目标，尽管设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并通过直接选举（首次在1993年）产生的总统职位，从而对无限制的议会权力形成了制约。宪法还规定了国家实行单一制而非联邦制。[8]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与蒙古的政治秩序最接近的是波兰。与波兰一样，蒙古的权力分配阻止了行政专制主义，而无论是俄罗斯的总统制变体还是斯洛伐克的那种总理制都出现了这种专制主义。的确，波兰和蒙古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位于庞大的前苏联集团的两侧，却有着成功民主化的共同经验。学者们曾辩论纯议会制与纯总统制各自的相对优势，而波兰和蒙古的例子证明了这种辩论并不完整。波兰和蒙古的经验以鲜活的实例证明麦迪逊有关防止新兴民主国家权力走向集中的告诫乃金玉良言。
蒙古的新体制结构是在宪法制定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中产生的。执政的人民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领导人，包括达希云登（Dashyondon）和后来成为巴嘎班迪（Bagabandi）总统幕僚长的年轻政治家桑加吉音-巴亚尔（Sanjaagiyn Bayar），主张铁腕，从而赞成总统制。其他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和著名的党内理论家吉吉丁-博尔德巴特尔（Jigjidiyn Boldbaatar），则主张实行议会制。反对派力量则几乎一致支持议会制。
这些立场不能用通常的利己主义算计来解释，因为在1990-91年，没有一个政治家对哪种形式的宪法最终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有丝毫的概念。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他们对哪种体制能最好地促进国家利益的看法，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支持议会制的情绪之所以强烈，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蒙古在前苏联时期的一个特殊性。具体来说，议会制被认为是在大量当选官员之间分配权力的一种方式，而这些官员不可能都被单一的外国势力所操纵。总统制被认为是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可能更容易被俄罗斯或中国所操纵。在我最近采访的几十位支持强大议会的政治家中，几乎每个人都引用了这个论点。
这种看法的原因牢牢植根于蒙古国共产主义的特点。在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历史中，蒙古先后被下面两个人中的一个所支配。霍尔洛·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lsan）无异于斯大林派驻蒙古的警长，他的独裁统治时期几乎与斯大林在苏联的统治同生共死。在1952年乔巴山去世后的32年里，唯一的统治者尤睦佳·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始终君临蒙古。在国内，泽登巴尔独断专行，生活奢华。能说明问题的是，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大多数总书记不同，泽登巴尔不是住在一套隐藏在守卫森严但并不显眼的大楼中的豪华公寓，而是住在首都中心的一座豪宅之中。他对待他的苏联同行，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甚至比苏联集团的其他领导人更加谄媚，也许比不上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因此，许多蒙古人认为，他们在苏联时代的政权与其说是一党专政，不如说是一个以傀儡为头目的个人独裁政权。因此，对许多后共产主义宪法的制定者来说，无论是人民革命党成员还是反对派，要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和爱国者，就必须支持一个强大的议会。许多宪法制定者还寻求设立这样一个总统职位，它的权力要足够弱小以至于无法出现另一个泽登巴尔，但又要足够强大，以阻止立法机构和政府中出现另一个泽登巴尔。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议会占主导地位的半总统制。
对于现行体制的优点，人们一直存在共识。执政的民主联盟中的两个主要政党都赞成保留这一体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支持或至少接受现行体制。唯一赞成总统制的主要政党，是蒙古传统统一党（Mongolian Traditional United Party，MTUP），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其主席是该党在议会的唯一议员。[9]
塑造新政治生活的第二个关键制度，即规范任职资格的一套规则，受到精英共识的支持较少，因此，其持久性也就大打折扣。蒙古的三次议会选举，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的规则下进行的。最近一次投票是在1996年举行的，采用的是单一选区制（single-member districts）。目前，议会正讨论在未来的选举中改用混合比例多数制（mixed proportional-majoritarian system）。然而，这些规则的一个关键方面至今仍保持不变。它是这样一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各政党垄断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与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的是，集团、运动、协会、企业及其他各种团体不享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只有政党享有。形式上来说，候选人可以作为独立人士参选，但规则实际上确保了所有严肃认真的有志竞选者是由政党提出的。因此，1990年当选的议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不隶属于政党，1992年只有一名当选议员不隶属于政党，而本届议会中则没有这样的议员。
强健的多党制
选举规则的选择刺激了政党的形成，但仅靠规则并不能解释蒙古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非常强大且有代表性的政党。政治创业者们富有智慧的领导力和对建党的执着追求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同于匈牙利和其他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在1990年代就建立了相当稳定和结构良好的政党体制，蒙古在开始转型时无法借助于可供选择的政党，因为哪怕是微不足道和备受打压的政党也付之阙如。就像苏联的统治者一样，蒙古旧政权的统治者甚至不接受哪怕只是装点门面的反对派存在。转型开始之后，也没有立即出现强大的政党。直到1993年，反对党仍然无足轻重，人民革命党是国家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
然而，从1993年到1996年，反对派领导人积极努力扩充大他们的政党，特别是在首都以外的城镇和农村地区，那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他们在全国21个省中的每一个省都建立了机构，同时，他们还合并了自己的组织，以减少政党的数量，促进竞选期间的协调。到1996年议会选举时，政坛上的反对派由两大政党组成：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和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在竞选中，这两个政党紧密合作。他们分配了选区，互相支持对方的候选人，并一起成立了民主联盟。民主联盟取得了胜利，其候选人赢得了76个席位中的50个（其余席位，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有25个，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有1个），这代表了近四年坚持不懈的组织努力的成果。与俄罗斯大多数自由派政治家相比，蒙古国的自由派领导人，如蒙古社会民主党的贡其格道尔吉（Gonchigdorj）和蒙古民族民主党的巴特乌勒（Bat-Üül），并不认为从事深耕选区和建立政党的艰苦工作有损自己的身份。蒙古自由主义者对组织能力的推崇，体现在他们后来任命民主联盟的竞选经理门德赛汗·恩赫赛汗（Mendsaykhany Enkhsaykhan）为总理。
制度激励和有能力的领导相结合，造成了后共产主义地区最成熟的政党制度之一。该制度因其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程度和质量而值得注意。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支持自由主义。虽然它支持采取严厉措施来控制犯罪并避免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但它也赞成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去国有化和放松管制。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几乎和其联盟伙伴一样属于自由派，但它对社会和环境保护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拥护社会民主，反对国家主义，但它仍然声称自己是蒙古国“最左”的政党，并强调自己对扶贫的承诺。就其本身而言，它既不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那样怀旧和墨守陈规，也不像匈牙利和波兰的原共产党的主要接替政党那样毫不掩饰地主张自由主义。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渴望吸引并代表农村和小城镇的选民。它追求提高蒙古文化的地位，复兴佛教和其他民族传统。
蒙古的各个政党不仅在纲领上有明确区别，而且还相互承认对方是对立立场的合法代表。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把自由派叫作“布尔什维克”；而自由派则把共产党人叫 “法西斯分子”；同时，每个政党都自诩为“中间派”。这种自残式的混淆概念和相互否认，不仅让政党认同变得乱七八糟，而且更广泛地搅乱了政治话语和竞争。[10]  相比之下，在蒙古，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的领导人自称是自由派，称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为社会主义者；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自称是左派，称蒙古民族民主党为右派。
除了在身份认同上区分明确并得到承认之外，蒙古的政党还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并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声称有86000名正式党员；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有72000名；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有50000名；而蒙古传统统一党（MTUP）有15000名。乌兰巴托的独立专家估计，真实数字比各党派自己声称的数字要少5%到10%。即使将各政党声称的数字缩小10%，这些数字仍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蒙古成年公民属于四个主要政党之一。这一比例与拥有强大、成熟的政党体系的西欧民主国家相似，在轻而易举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轻而易举成为最高的
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具有包容性的、区分明确的政党能够促进民主。它们为选民提供明确的选择，并给政府机构的竞争提供结构、纪律和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它们将政治精英与选区选民联系在一起，缩小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建立代议制民主方面的失败，都要归咎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11]  蒙古的强大政党有助于解释该国的相对成功。

史蒂文·菲什：蒙古：没有先决条件的民主（一）

 
编按：本文原载于1998年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第3期。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探讨了我们的邻国——蒙古——是如何在最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蒙古和一些平穷国家民主转型的成功也对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即认为民主依赖于经济发展程度的理论，构成了挑战。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同意我们发表此文中文版。
在亚洲北部腹地的一片遍布山脉、草原和沙漠、人烟稀少的广袤地域上，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变革之一正在展开。从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和常识性预期来看，蒙古的民主体制本不应该出现。在1990年蒙古国政权更迭之初，通常被认为对民主化有利的因素，几乎都不存在。蒙古国在开始转型时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生活水平最低的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可以与之等量齐观。蒙古国严重依赖苏联的援助，其国际经济关系完全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组成。到1980年代，蒙古国95%的贸易是与苏联单独进行的。苏联和“经互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的解体给蒙古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创伤，即使按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标准，这种经济创伤也是罕见见的。[1]
历史和地理条件并不比经济因素更为有利。直到1990年代，蒙古都没有民主的传统。在蒙古，苏维埃化的持续时间和程度，比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都要严重。1920年代初，蒙古国成为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一党制列宁主义国家。蒙古国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全部冲击，包括强制集体化、任意的大规模处决和对宗教组织的剿灭。蒙古国没有任何地理优势。它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国家之一，远离西方的影响，而西方的影响被许多论者认为对后共产主义东欧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蒙古位于两个不民主的庞然大物之间，这两个大国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夺蒙古的主导权而相互斗争，几乎没有创造过什么良好的邻国效应。虽然长期的外部威胁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凝聚力，但这通常会更容易催生强人——或铁腕——而不是民主竞争。最后，蒙古国开始后苏维埃转型之时，与其他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在初期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延续。在1990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多党选举中，蒙古的共产党组织——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在大呼拉尔（议会）的430个席位中占据了357个（超过80%）。
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些可能有利于蒙古民主化的结构性或文化性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加起来也不能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从雅典民主时代到孟德斯鸠的理论，再到今天，政治观察家们常常认为小国寡民有利于民治政体。蒙古国的人口确实少（大约250万），尽管它的面积是法国的三倍。然而，从理论上讲，小国当然也有利于维持独裁统治，正如它能减轻管理民主的负担那样。在实践中，民主和国家规模在现代世界中并不紧密相关。[2]   蒙古国几乎所有人都具有读写能力，这无疑是民主化的资产。但在这方面，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它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例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识字率并不低于蒙古，但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仍然付之阙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许多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蒙古较为同质化，但它确实也包含大量的少数民族社区。无论如何，民族同质性与后共产主义地区的民主成就，在整体上并不高度相关。[3]  最后，尽管蒙古人马上提到了他们国家吃苦耐劳的游牧传统所培养的“个人主义”，但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传统并不总是有利于民主化。事实上，与蒙古的人口状况最相似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是土库曼斯坦，后者同样也是地广人稀，也处于贫困状态，也有游牧传统，但它却无疑是该地区最彻底的非民主政体。
蒙古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化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但无论以那种标准来测量，，它都是广泛的。该国经历了多次权力交接。第一任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Punsalmaagiyn Ochirbat），最初代表人民革命党，于1990年首次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1993年，他离开了人民革命党，接受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支持，并在民众直接选举中赢得连任。人民革命党在第一届议会中构成了大多数，并在1992年6月的选举中再次获得压倒性优势，在大呼拉尔的76个席位（现在席位已减少）中夺得了70个。然而，在199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MNDP）和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领导的自由派政党联盟——民主联盟，夺得了76个席位中的50个，从而将蒙古人民革命党赶下了台，令国内外的观察者震惊。1997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那楚克·巴嘎班迪（Natsagiyn Bagabandi），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战胜了在任总统奥其尔巴特，表明他的政党并没有完结。
蒙古的民主地位在跨国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在1997年“自由之家”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调查中，只有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得分高于蒙古，蒙古是东欧以外唯一被评为“自由”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大约一半的东欧国家以及除波罗的海国家外的所有前苏联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或“不自由”。蒙古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得分也很高。1997年，它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排名第九，仅比匈牙利落后3分（按百分制）。[4]
蒙古国给研究民主和政权变革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本应”在民主成就方面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平起平坐的国家，是如何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提并论的？
热烈的争论和冷静的妥协
自蒙古国开始政治开放以来，激烈的冲突就经常出现在政治中。然而，对非暴力的广泛认同始终占上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反共派的领导人，在转型初期的行动都树立了重要的榜样。从1989年底开始，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运动等先锋反对派团体，在其言论和以首都乌兰巴托大规模示威为形式的公开行动中，都拥护非暴力。1990年初，当时处于霸权地位的人民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领导人赞成对示威者作出强力回应，而另一些领导人则坚持要进行妥协。党内的冲突非常激烈。强硬的反多元化主义者要推动做出中国天安门模式的猛烈反应，而一些高层的妥协包容主义者则受到了来自安全部门的威胁。妥协派的胜利确保了非暴力的反应，并导致了1990年7月的首次全国公开选举。[5]人民革命党，当时全国唯一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轻松获胜。
许多当选为新议会成员的人民革命党人是温和派，他们帮助巩固了该党包容派的主导地位。1990年9月，新议会选举了相对进步的达希·宾巴苏伦（Dashiyn Byambasüren）为总理，奥其尔巴特为总统。1991年初，布德拉格查·达希云登（Büdragchaagiyn Dashyondon）接任了人民革命党主席。他是一个家长式人物，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虽然真实，但显然不及他避免与反共派冲突的愿望。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尽管他们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并没有将新的反对党排除在关于新宪法的讨论之外，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新宪法于1992年1月由立法机关通过。几位著名的反对派人士被接纳进入政府。具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经济学家、当时的自由派民族进步党党魁达瓦多吉·甘博德（Davaadorjiyn Ganbold）成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作出这种选择，既是出于对国家严重经济困难分担责任的意图，也是出于一种普世精神。事实上，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正如一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人民革命党将经济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甘博德和政府中的其他非人民革命党成员，从而获益良多。尽管如此，妥协包容政策还是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一些有益——尽管并非是完全有意的或预见到的——影响。
首先，这意味着新宪法是在国家立法机构内部的真正审议和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宪法是妥协的产物，这增强了其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制定宪法文件的方式——在充满戏剧性的71天马拉松式会议的辩论中达到高潮——提高了立法机构和代议制政府本身的威信。蒙古宪法与俄罗斯宪法不同，后者体现了单一领导人的意志，并在全民公决中得到批准，而前者则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审议机构精心打造的工艺品。因此，制宪过程本身确立了国家立法机构作为公众意愿表达者的权威性和潜在有效性。
其次，统治者一方的宽容和反对派一方的忠诚，这些准则在初期就已经确立，形成了一个相互保证的良性循环并延续到未来的斗争中。1994年，自由派活动人士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包括绝食，以表达他们对官方腐败和拖延改革的不满。示威者向政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避免了任何挑衅性行动。他们甚至没有要求政府辞职或进行新的选举。据后来成为蒙古社会民主党（MSDP）总书记的示威活动组织者洛索林·比安巴贾加尔（Losolyn Byambajargal）说，示威者认为1992年的选举无论结果多么不理想，也是合法的。示威者甚至不希望表现得好像在挑战1992年投票中所表现的民众意志。当局方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避免了胁迫。随后在1996年，当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人民革命党时，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甚至没有考虑要阻挠转移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对许多媒体机构、企业和国家控制下的其他有价值资产的保管。败选的人民革命党有充分理由预计民主联盟不会对其进行报复。人民革命党没有阻挡权力的平稳交接，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即将到来的地方和总统选举上——并在这两次选举中击败了民主联盟。此外，在巴嘎班迪（Bagabandi）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尽管之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民革命党忠诚分子，但他表现出了谨慎和公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同时在他的追随者中保持了权威。1996年中期以后，作为议会中新的反对派力量，人民革命党在采取了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行动（如为防止达到法定最少人数而退场）之后，采用了更值得信赖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1997年10月策划了一次不信任投票。该动议虽然失败了，但它确实动摇了政府，并标志着反对派在策略上的成熟。
第三，早期的宽容和妥协使得在最初的选举之后立即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在这方面，蒙古展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反例。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蒙古是唯一的一个前霸权主义执政党赢得首次选举、但随后发起——或容忍——全面私有化计划的国家。[6]甘博德在1990-92年的政府中主管经济，这使得人民革命党在1992年的选举运动中，把国家严峻经济形势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由派。更重要的是，私有化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自由化和稳定政策远远滞后。但是，甘博德和其他几位改革者的领导导致的结果是，在1992年选举之后，由总理彭查格·扎斯莱（Puntsagiyn Jasray）领导的缺乏想象力并较为保守的人民革命党政府上台之时，蒙古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产品，牲畜所有权的私人份额，在1991和1993年之间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所有畜群的80%。1991-92年，小型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也迅速推进。扎斯莱政府放慢了私有化的速度，在建立市场支持机构方面也做得很少，但并没有让已经实现的私有化倒退。[7]  因此，当民主联盟在1996年上台时，与1994年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和1997年的保加利亚总理伊万·科斯托夫（Ivan Kostov）相比，它不必几乎从头开始进行市场改革。正如广受欢迎和充满活力的现任议会议长拉德那苏木贝尔勒·贡其格道尔吉（Radnaasümbereliyn Gonchigdorj）后来所说，新的执政联盟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技术性问题，如厘清大型企业的产权，放宽贸易体制，使税收制度和银行体系现代化，以及更准确地计算失业率和贫困率，以便更有效地应对社会失序。
对于民主化的前途来说，最重要的是早期的经济改革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当大的私营部门。与那些在政权更迭时已经有大量私营部门的社会相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要为政治多元化和竞争奠定坚实基础，私有化是一个更为迫切的要求。在蒙古国的背景下，额尔登·巴特乌勒（Erdeniyn Bat-Üül）对此进行了最好的总结。他是1980年代末帮助发起民主运动的议员和平民主义鼓动家。回顾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巴特乌勒总结道：“我不能说我们为经济制定了最佳方案，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从完全依附中解放出来。私人牧群、私人商店、自由贸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如果没有这些，个人在这个国家就仍然不会有任何自由。”

黎安友谈极权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黎安友（Andrew Nathan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989年4月，一场由几百名大学生组织参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和平抗议，在四个半星期里扩大演变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学生、市民、工人、甚至政府人员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同时，国内其他三百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了类似的抗议。
相比之下，2022年11月底国内反清零政策的抗议，在经历了几天令人振奋的斗争之后，局势得以平息。三年以来，清零政策激起广泛的民愤，但习近平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比三十年前的中共要严格得多。
1989年的示威游行能够演变到危机规模的根本原因，是中共领导层的内部分裂。但现在，二十大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习近平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军队、警察部队、反腐败等各机构，并掌握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同时，“习家军”也控制着媒体。 与此同时，那些对习近平缺乏个人忠诚度、似乎有稍许自由主义想法的高级领导人“被”提前退休。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总理李克强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即使是面对当前民众耐心消退的情况，习近平仍然能够把控局面。所有的权力工具都在他手中，党内没有人有资格挑战他，党外也没有人能够聚集足够的力量来推翻他。
但习近平面临着另一个更邪恶的敌人：新冠病毒。目前，他的防疫清零政策明显失败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典型政策错误。习近平认为，在现代政权中，中国拥有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可以实施广泛而精细的社会控制，以阻止这种疾病。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够动员穿着防毒服的人员来守卫公寓大楼，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监控不守规矩的公民，并利用手机追踪技术来控制人们的细微行动。习近平期望他的高科技社会工程能够向世界展示 “中国模式 “的优越性。
专制的傲慢使他在疲惫不堪的民众和无情的病毒之间进退两难。中国缺乏本土有效疫苗，进口外国的mRNA疫苗会使中共颜面尽失。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的接种率太低，也大量缺乏重症监护室。 而放宽防疫政策有可能导致大流行病的肆虐，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领导层很可能会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警察将服从命令，政府将控制局面。人们感到愤怒的同时也会恐惧，示威活动不太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真正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如果中国以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关系高度紧张，这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都不是乐观的前景。

叶耀元谈极权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叶耀元（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系主任）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如众所预期的破格连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这也象征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度的破坏，更不要提这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人名单都是习近平拉拔的人上阵。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目前共产党中央独尊习一人的走向。
但这并不代表，习近平的政治权力透过他自己的政治布局已经稳定妥当。事实上，因应中国人民对于习近平个人独裁以及强烈对内的言论自由控制，在二十大之后中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而因为2022年11月24在乌鲁木齐高层住宅的火灾所引发的悼念及抗议活动，遍布中国19省，并在多个大型城市均出现人潮，由南京、上海开始，随后北京、广州、福州、沈阳、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兰州、西安、武汉、郑州、大理、长沙、乌鲁木齐、佛山等地。至少有91所高等院校先后组织响应。媒体普遍将这场“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称为“白纸革命”。
白纸革命的诉求，不仅仅只是开放封控，许多民众也趁著这次的运动，要求中国开放民主自由，并诉求习近平下台。这是一场动态性的革命，但革命是否可以成功，目前还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变数。第一个变数，是这场革命的运动是否可以在面对警察的暴力之下继续持续下去。如果这场运动在面临警察的压制之后就退缩了，那就很难有效的挑战共产党的威权政权。第二个变数，是白纸革命对体制的冲撞，是否会得到共产党内部的里应外合。革命的成功，往往是需要体制内的改革派一起来配合，才会有更高的机会得以成功。最后一个变数，则是习近平如何面对这场白纸革命。他是否会如同8964一般，在抗议的规模扩大之后，采取军事的力量进行压制；还是会因为面临到内外的压力，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来制衡这些运动。上述这三个变数，都有待时间来证明，到底机会是不是站在抗争者这边的。
但依照习近平大规模透过封控来控制人民，以及政治权力集中的这些趋势来看，习近平不可能容忍国内反对声浪的存在。跟1989年民主运动时不同，共产党高层内部的改革派现在都消声灭迹。但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建立在希望之上所诞生的悲剧，而白纸革命，却有机会成为绝望之上所诞生出来的希望。关键在于，更多的中国人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与未来而站出来。

胡平谈极权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
中共二十大标志着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个人独裁，标志着极权主义的回归。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中国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习近平为何能复辟个人崇拜？极权主义为何再次成为可能？
让我们先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谈起。其实，习近平之所以能当上总书记，完全是出于元老的误判，主要是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元老的误判。在十八大前一年，我分析预判，由于江泽民与胡锦涛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未来习近平的权势将远超江胡。不过在当时，一般人，包括中共的元老，主要是力推习近平上位的江泽民、曾庆红一派。都以为习近平会是一个比江胡更弱势的领袖。殊不料习近平一上台就展现强势，元老们悔之晚矣。
就在十八大召开前，出了两件小概率的大事件：一是王立军夜进美领馆，一是令计划儿子车祸身亡。这给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败的名义强化个人权力提供天赐良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习近平就算想在高层反腐败清除异己，也好比老虎吃天无处下口。通过反腐败，江胡两派元老的势力都被压了下去，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便再无障碍。
习近平一上台，接手的就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政治上依然一党专政，GDP已然坐二望一。这就不能不说到“六四”了。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开始，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只是其中一段插曲。“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开放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
我不能赞成这种观点。我要强调的是，“六四”是分水岭。“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和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期待相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倒成了当局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自由民主的最大资本。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都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根据，用来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用来证明一党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现在，更被今天的习近平用来证明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西方民主制度更优越。今日的中共政权，比过去更专制更自信更骄横，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固然是把体制之恶推向极端，另一方面也是把体制之弊暴露无遗。物极必反。从去年11月反野蛮清零的白纸行动，到近日来反野蛮解封的怨声载道，多少可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