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刘亚伟：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
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摸着石头找民主。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光绪的改革，最后基本上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45年，毛泽东跟黄炎培讲“历史周期律”，他说我们共产党来了，用民主的法宝，可以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了。罗小朋说的“时间换空间、人命换天命”，也是这个意思。
之后是“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能够把“双十协定”当一回事的话搞联合政府，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我快进到1980年，邓小平“818讲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都是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1987年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按7步走，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共产党一大到二十大，没有哪一个大会对未来的政治改革提出这样的、可操作的步骤。之后就有了基层民主的大跃进了，卡特中心从1998年到2012年，一直与民政部、全国人大跟进、落实村委会选举、乡镇的人大代表选举和县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到了2006年，温家宝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案，他告诉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桑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一是基层的直选，二是要给媒体监督的权力。村的人要先学会选村委会主任，之后乡镇的老百姓要学会想选乡镇长，然后到县的老百姓能够选县长。县以上应该是变成间接选举。第三，他说共产党应该有法制，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当时桑顿听了非常激动，专门发文说，中国向民主的万里长征实际上是走开了第一步。2009年胡锦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当权派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民主是怎么样。2010年，习近平给过大家一个惊喜，即所谓的“习五字”,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后，加了“权为民所授”。我当时记得很多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觉得这是中国进入程序民主的开始。因为授权实际上就是选举了,是一个过程。
当时习的兴趣可能主要是新加坡模式，当然这些后来都放弃了。习近平现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跟之前的报告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新东西。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现在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中国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这么多年，卡特中心在中国做的，主要是让大家讨论中国能不能搞政治改革，梳理国内一些政治改革的试点。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能操作的、有序的办法，不要再重复过去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的那种模式。从去年10月份的四通桥到后来11月的亮马桥，老百姓发声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说明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在政府的压力下，社会会不会有更多的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引发中国政治上的变化，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但应该不是短期会发生的事。
 

黎安友｜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黎安友（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季刊》顾问）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胡平｜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民主季刊》顾问）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柯蕾｜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 柯蕾（ Chloe Froissart，法国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院教授、《中国民主季刊》编委）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王天成｜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罗小朋｜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罗小朋（经济学家、原浙江大学教授）录音整理的发言摘要。

白夏｜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播报：何杨）

编按： 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中国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一批学者提出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去年的共产党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的高频话语。而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其主旨都在于拒绝政治上的开放，也就是拒绝官方所谓“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重大、持续影响力的学说，其核心关注在于民主产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如何评价习近平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未来？今天，自由民主是否依然只是西方价值观，并非晚清以来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不仅经济面临困难，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似乎也危机四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否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威权的现代化（authoritarian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中国模式”下的增长活力是否基本或趋于耗尽？中国能否创下先例、不经历民主化而上升为发达国家？ “中国模式” 以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官方所渲染的民族复兴梦是否有着深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值得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为此，《中国民主季刊》特邀美欧等地专家学者，在线举行了研讨会， 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白夏先生(Jean-Philippe Béja，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发言摘要。

徐友渔 滕彪：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探索（播报：何杨）

摘要：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1989年之后的短暂停滞之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后期重新出发，试图在更具学理性的层面阐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探讨中国的未来及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一历程是如何展开的，与前人的努力有什么关联，经历了哪些论战与困惑，自由主义如何推动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本刊副主编、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与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教授的这篇访谈，即因着这些问题而发生。

邓聿文｜不合时宜的人民领袖：习近平独裁权力分析（下）（播报：何杨）

作者邓聿文，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
摘要： 本文上篇讨论了习近平上台前中共面临的权力困局以及习为强化自身权力与地位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但要完整地解释习的独裁权力的形成，还必须深入其内心，了解、探讨和研究他的性格特质和认知模式。为此，下篇集中讨论习的人格特质及其可能后果。

王维洛：河流、民族 与地缘政治 ——中国国 际河流政策 中的“一国 三制”（朗读：罗乐）

作者王维洛，德国工程博士，曾在南京大学以及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任教，长期研究中国环境和水资源问题。
摘要： 中国的国际河流众多，主要分布在三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虽然中共政府提出了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处理国际河流使用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理由拒绝签署《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但是在处理国际河流使用问题的政策上却展现出巨大的地缘差异。
文章发表于《中国民主转型季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