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简记 祢正平：全球民主人权事件（罗乐 朗读）

以色列遭恐袭与加沙人道危机；伊朗人权活动家获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奖；上海万圣节中的行为艺术；阿根廷、荷兰大选，右翼领导人胜出； 香港警方悬赏海外活动人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竞选资格；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强制同化藏族儿童；以色列最高法推翻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专论 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 （言晓义 译，罗乐 朗读）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公民非暴力抵抗超越了武装斗争成为革命运动最常使用的动员形式。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近10多年来，公民抵抗的收效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益？这正是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此文分析讨论的重点。该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2020年第3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3, July 2020,pp. 69-8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60088)。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笔谈 中国经济困境： 原因、出路与政治意蕴（作者：罗谷、文贯中、盖思德等；何杨朗读）

中国经济曾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持续增长了数十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逐年下降。今天，经济学者和观察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中国经济不但雄风不再，而且“徘徊在一场危机的边缘”（保罗·克鲁格曼）。企业家普遍对未来没有信心，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焦虑、失望状态。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从政策、政治、结构上看，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活力？ 经济的下滑可能有着怎样的政治含义，是否会导致政权危机和民主转型的契机？《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以下笔谈。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商榷 海山：国家主义还是党国主义（朗读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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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3期笔谈）中，荣剑说：“新左理论庞杂宏大，在‘三观’ 上与欧美左翼有许多交集，汪晖在欧洲多次获大奖，是欧洲左翼对其理论认可的证明。但欧洲左翼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 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国家主义的支持，其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表述已经转化为反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立场，中国新左派已经完全背离了欧洲左翼一贯坚持的价值观， 堕落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我认为，荣剑没有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大陆中国实行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党国主义。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党国主义”的支持，堕落为“党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书评 夏明：从思想到制度： 陈奎德《自由中国谱系》（罗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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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先生所著《自由中国谱系》是本世纪华人思想界的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一位融贯东西方学问、文言现代汉语都斐然成章的政治哲学家的必传之作。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刻画分析了数位实现了“三立”（立功、立言、立德）或“四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由主义大师。我深信，坐言起行的陈奎德博士的著作也有此功效。如果这部著作不是由他来写，如果这部自由主义的谱系能够采纳尼采“为生命书写历史”而不是“死亡的历史”，我想本书作者、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胡平、改革开放第一政治学家严家祺等我们熟知的当代思想家都会被大书特书，把自由中国的谱系延展和光大下去。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专论 当今的选举制度：全球一览德 （作者：理查德·W·苏德里埃特、安德鲁·埃利斯 徐行健 译 王天成 审校 罗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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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06年第二期(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7, Number 2, April 2006, pp. 78-88)。它概述了当今世界选举制度的类型与分布，讨论了选举制度变化的趋势及新生民主国家设计选举制度的一些注意事项。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专论 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罗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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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之前的研究更关注于基督教作为文化和信仰支撑所发挥的间接作用。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为论证此观点，本文从韩国教会为何抗争和如何抗争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阐述了教会抗争的合法性，并从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个方面论述了教会在抗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播报节目 专论 王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 ——以新疆的汉人 社会为例（罗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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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行为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社会边缘人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边缘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手段。尤其在当代中国，作为操纵民众手段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政权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间，所以生活于社会底层、苦于被剥夺了社会流动机会的边缘人，就更加希望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但社会边缘人却无法意识到其中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关系：他们为了摆脱边缘人的社会地位而配合当局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只会促使当局为了生产更多的社会边缘人而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平等。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播报节目 专论 张崑：民主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民主化（上）（罗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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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走出帝制，国号由帝到民，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民主政治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目标。然而，西方民主一进入中国，就随着当时思想界风气化潮流而成为一种风气，在本地化中脱离了本来面目，在这条歧途上，从孙中山的“人民来做皇帝”开始，到中共以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领导人民”、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人民服务”而化身人民，民主在中国化过程中被步步扭曲，直至走向严苛的专制。本文试图反思这一扭曲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为未来的矫正做出准备。

《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一季 播报节目 访谈 王飞凌/秦中音：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性宿命（何杨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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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经济下滑、民间矛盾加剧，他进一步加强了其一党专政机器对社会的统治力度。在这篇访谈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基因（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缺失皇室的秦汉式帝制政体），结构性地决定了其命运。这一体制性宿命使得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直是其权力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力求控制一切以维稳；而严控扰民必然制造无尽的新问题与各种反弹，从而迫使当权者进一步加码管控；如此反复内卷，趋向反噬权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