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乔山：中国民主转型 期会发生福利 竞赛吗？（朗读：罗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福利不断增长，形成所谓“福利竞赛”，但弊端也随之出现，如国家税收越来越重，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等。同时，任何消减福利的政策，都会引起抗议、罢工、骚乱，甚至执政党垮台。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陷入“福利竞赛”泥潭吗？本文在比较中西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福利存在“福利倒置、福利等级制、逆向福利”的基本特征，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不会发生所谓福利竞赛，而是重建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新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荣 剑 郝志东 王大卫 吴 强 张 崑 冯崇义 胡平）何杨朗读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多党制国家，根据选举制度、传统、选民利益和观念等形成不同光谱的、动态的左右派别。但中国的左右之争却经常出现语境误植、概念不清的混乱。厘清左右之争背后的真问题，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与欧美的左右之争有何相同与不同？是否存在“问题殖民”，从而讨论的问题和中国现实脱节？政府越少、福利越小越好吗？自由和平等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之间能否平衡，如何平衡？当今中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兼而有之？中国的现实是太“左”了还是太“右”了？中国有左翼自由主义吗？中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对未来的民主转型和稳定会有什么影响？“左”和“右”的定义是否一成不变，又如何变化？在没有宪政制度的情况下，左右之争还有意义吗？是否可能超越左右，应否以及如何超越？如果我们不仅关心观念的辨析，也关心中国的民主前景和人民的福祉，如何看待与左右光谱有关的形形色色的派系——自由至上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进步主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中国民主季刊》特邀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以下笔谈。参与笔谈的包括左右不同立场的作者。本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致力于增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交锋，欢迎持不同看法的学人赐稿。

周永康 黎恩灏：香港民主化运动的过去、 当下与未来（何杨朗读）

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运动在1997年前已经兴起。主权移交中国后，民主运动依然蓬勃，尤其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成为全球焦点。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大批民主运动参与者被抓捕或流亡，不少公民组织和媒体亦在政治压力下纷纷解体。如何看待香港近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强力管治下，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何去何从？就此，受《中国民主季刊》之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研究员黎恩灏博士和知名香港民主运动组织者、前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进行了对话。

许成钢、张杰｜驱散迷雾： 中国经济增长、 产业革命和民 主转型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成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货币超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巨大和内需乏力，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导致还是早已身患沉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否在科技竞赛中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经济路在何方？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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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杨子立｜中国模式”: 历史与跨国比较的检讨

编按： 中国自称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将其称为“中国模式”声称它有不同于西方的巨大优势。是否存在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如何看待它的“优势”？它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未来？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杨子立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国光教授在1980年代曾深度参与中共的体制改革，是研究中共制度变革问题的专家。

曾金燕：女权主义与民主运动的民主化

解构这些对女性体制性的剥削、剥夺和压制，女权主义思想首先重申女性作为本体而非他者（如妻子、母亲、助手、劳动力），进而打破整个社会的父权运行机制和文化结构。当下华语世界的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应该首先反省自身作为男性和精英在父权结构和男性气质场域里获得的优势位置性（positionality），警惕在日常实践中是否言行一致地践行性别平等原则，在政治参与与公共论述中，是否抹杀了女性以及其他处于相对弱势位置者的主体性。

文贯中：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 始？（朗读：罗乐）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 我觉得现代化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其中之一维。经济现代化能否由独裁专制的体制来推动？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可能的。中国有个40年的经济现代化奇迹，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
4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许多硬件，例如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经济总量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党专政体制并没有变化。世界上曾认为，中国模式跟东亚模式的起点不一样，但结果，也就是终点，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随之而来必然会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之而来，中产阶级会自发要求人权和政治上的参与权，以保障自身利益。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由于东亚其他地方出现这样的过程，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但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民主和自由反而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倒退了。这说明，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拿台湾跟大陆比较，就能看出这个区别。在一段时期内，台湾实行过专制，或者说威权政治。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一直把宪政放在终极目标上。中华民国的宪法确立了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的三阶段。国民党领袖所要求的，无非是由执政党决定，何时根据形势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这个决定权由国民党裁夺。当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同意实行宪政时，政府可以说，这本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内。所以，向民主转型，政府既不丢面子，也不会丧失合法性。老蒋没有这么做，小蒋做了，照样得到大家好评，觉得终于兑现宪法的规定了。所以，台湾是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大陆就不一样，它由共产党统治，其终极目标说好是要回到初衷，即回到共产党宣言里所设想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愿景中去。大陆现在急剧地转向，重提初衷，是符合中共党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一切本来就写得很清楚，是有合法性的，是世界误读了。如果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没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因而是颠覆性的，是非要动用军队镇压不可的。所以，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终点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本质的不同。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特别是，中国取得的经济现代化的奇迹给中共续了很长一口气，给了它巨大的合法性。这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起步比中国晚，经济十分困难，人民普遍不满，社会极为动荡，就容易有戈巴乔夫这样的人应运而生，觉得自己的制度一无是处，一直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却无法兑现关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觉得不如放弃这种又骗又暴的制度。在中国，经济奇迹出来后，中共的合法性大增。
第二点，我认为民主可能跟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不是很大。例如印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人均收入比当时的中国还要低。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在推民主政治，它们的人均收入也很低。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直逼中等收入的上限，马上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了。但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它反而退回去了。所以说经济发展一定导致宪政民主，以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这样一个先后次序上的必然性，或因果性，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得益于加入WTO后所享受到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欧洲、日本遵守WTO的规则，对中国奉行全面开放，以取得中国用15年的宽限期，将自己彻底改革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诺。欧美的期待是，到时，中国将和它们一样全面开放。中共抓住这个机遇期，即对方全面开放，自己却不开放，打了一个时间差，占了欧美日全面开放的便宜。欧美日，特别是美国，成了中国获得资本，科技，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张的主要来源。中国本来很多生产要素是绝对过剩的，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大量浪费掉的，或者非常低效地使用着的。这是为何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如此低，民众如此穷。但是，WTO要求全球所有会员都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个绿灯一开，中国闲置的巨量生产要素突然被允许进入全世界的要素市场，没有障碍地进入到现存的各种分工体系里面去了，得到了有效的使用，取得巨大的经济增益。虽然世界也获利了，但中国获利更多。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这是老实话。
加入WTO之前，中国完成了两大主要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分别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第一项改革关系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关系到几亿农民，以及后来涌现的几亿农民工。这就是包产到户。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分给农民，人民公社瓦解了。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的农奴制，反动而残酷。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农奴制解散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得以节省出大量的农民。
他们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进城、进厂打工，参加到世界分工里去。这就是将近三亿之多的农民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除了劳动力，土地也是高度浪费的。包产到户后，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有些耕地可以转移出来，这就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包产到户这项改革的意义十分深远，而且发生在1980年代。发生在1990年的第二项改革，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高达50万家的国营企业被卖给了私人企业家，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了。不久，中国加入WTO，这些企业得以迅速参加到世界分工中去了。
可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后，像这样的关系到整个农村或者整个城市地区的改革反而消失了。我们见到的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胡温时期，到现在就更加一发不可收，公开变成党指挥切的体制。换言之，在中国，是党在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如果说改革派对此危险的趋势做过最后的抵制的话，那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们推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提出要加速发育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性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成了改革派最后的呐喊。可是，这个决议马上被各种底线论架空了，决议也就变成一纸空文，甚至变成一个骗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世界又产生幻想，认为中国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来真的了？真要培育要素市场了、并由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了？这可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或本质特征。可是，就像将中国模式想象成东亚模式的等价物一样，事实证明，在发出要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呼声，并写入庄严的党自己的决议的同时，世人见到的，却是党国体制的加速完善。期望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中国的资源，不过是人们的又一次一厢情愿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放弃了市场化改革，转而努力在一党专政下，将经济资源全面地向军工倾斜，走一条民贫军强，与发达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共领导下的现行党国体制引起全世界的焦虑。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体制必然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却在扩军备战，对抗世界的民主阵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跟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体制对抗自由，民主体制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讲一讲对未来、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预测。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现行体制对世界的民主、自由事业构成严重挑战，决定联合起来应对。首先，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否认中国已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以及在这些国家单独跟中国的交往中，它们会拒绝承认中国有权享受市场经济地位。理由很简单。在党国体制中，要素价格是混乱的，并非由要素市场决定。而且，一旦需要，企业是可以得到党国的国库，党库的无底线的资助的，这就使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致命威胁。为此，发达的市场经济会用关税或配额惩罚中国企业的不当行为。中国企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处境。第二，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然你那么有钱，大量建造兵舰、航母、火箭、卫星、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为什么一转身又自称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关税和其他优惠？中国是存在大量的穷人，但是只要制度性的障碍，例如土地公有制，歧视农村人口的户籍制不彻底改革，城乡贫富差距只会扩大。那就请你省下庞大而挥霍无度的军费，维稳费，三公消费，一带一路的乱投资，乱援助，去帮助自己的穷人吧。这本来就是你中共自己许诺了七十多年的事了。以上两项不承认政策，对中国今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影响很大。
我刚刚讲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是靠了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因为其他因素，例如党的领导，过剩的生产要素，人民的勤劳，守纪律，社会的稳定等，在世界向中国开放之前，也是一直存在的，却没有带来经济奇迹，常常只有人祸。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这一功劳的。承认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神话如何自圆其说呢？中国奇迹的功劳除了归到中共头上，还能归到谁的头上呢？既然如此，今后世界对中国就不客气了，会实行对等开放。你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也开放到什么程度。既然中国自己的门关得这么紧，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门也关小，直到对等呢？如果严格对等，中国现在那些完全关闭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网上商机、出版事业、广播事业，艺术，教育，高科技研发等等，发达国家原则上也是可以对等地完全关掉，或关得极小的。
美国正在讨论对TikTok是不是要完全关闭，便是其中一例。中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总需求的严重萎缩。这就使三大过剩问题，即产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过剩进一步加剧。要解决这三大过剩问题，即使在全世界向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提下，也要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消化。这也是为何中共一直在奉行一条韬光养晦的路线，准备一百年不动摇。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巨型国家，和日本，德国，意大利这类战败国不一样，美国乃至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这类过剩问题。而且，世界也确实在十分有效地帮助中国解决之中，使中国从一个赤贫之国成长出有将近4亿人口之巨的中产阶级，和3亿之巨的农民工。后者的一只脚已经跨入城市，一半跨入了现代化，是中共自己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在阻碍他们彻底融入现代化。中共现在一边叫板全世界，一边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帮助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急着要联合俄国一起予以彻底改变。那世界为何还要通过自己的全面开放，帮助中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呢？发达国家会根据对等原则，推行上面提到的两大不承认政策，逐渐把门关小。
中国最高当局目前最大的忧虑是需求疲软。这种判断还是对的。但是，由于中国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人均收入差和财富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内需决难迅速提升。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抗又会引起外需的长期不足。内、外需不足会联合发酵，城市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势一定会每况愈下，使中国今后只能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共今后利用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左右世界舆论，改变世界政局的能力会逐渐削减。为了继续欺骗中国民众，中共最近忽然提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就是承认搞不了全民，全面的现代化，只能退而追求一党专政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化，也就是城市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化的长期共存，成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来，通过发育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是可以逐渐达到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后消失的，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可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为了这种可耻的私利，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就被活活葬送了。
 

吴强：“白纸革命” 与新流民阶级的崛起（播报：何杨）

编按： 这应该是中国本土学者关于“白纸革命”的第一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作者考察了“白纸革命”参与者的生存状况、相互联系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提出正在崛起的“新流民阶级”构成了这一“几乎革命”的主体。这种情况是否“未来革命”的预演，当下自然不好判断，但显然值得高度关注。另外，是否可以用“新流民阶级”来描述“白纸革命”参与者的主体，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欢迎就此赐稿。
 

许成钢：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模式”终结之开始？

许成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学者、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为了澄清概念，让我们在讨论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之前，先概要说明以李普赛特（Lipset，1959）为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已经下降，在政策界仍然影响很大。这个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制度。原因是，现代化导致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对政治稳定和民主制度具有既得利益。而且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公民变得更受教育、更具有政治意识，公民会脱离威权主义。这个在理论解释威权主义制度朝民主制度转型方面比较成功。例如台湾，韩国等。许多这些成功的转型都是在这个理论之后完成的。更显得有预见性。原因是威权制在意识形态、媒体、民间组织、所有制各方面允许社会存在有限的多元化。而这些有限的多元化是中产阶级脱离威权制，转向民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但是极权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极权制绝不允许存在有限的多元化。在极权制下的“现代化”只能是党完全控制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极权主义党不允许中产阶级成为有自己追求、能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群人。极权主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超大规模极为狂热的世俗宗教运动的产物。世俗宗教运动使得极权主义有极高的蛊惑性和煽动性，有极强的动员力量，在压制人的自由的同时往往还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和扩张的能力。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仅经济发展，连所谓私有产权，都不能自动推动民主化。现代化理论完全忽略了极权制的特点。因此，将威权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朝民主制的转型的观察误认为是普遍规律，应用到极权制时，会引发致命的后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友好政策的指导思想，自觉不自觉地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此。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极权制曾经一度有所放松，不自觉地朝威权制转变。但这个转变很快引起了极权主义党的高度警惕和抵制。为了保证共产极权制红色江山永不变，最近十几年在习的领导下，中共在意识形态、媒体、民间组织、所有制各方面，尽一切力量全面限制，扼杀民主宪政制度的萌芽。甚至不惜牺牲经济，最终把中国的一切都扳回到了极权主义的轨道。而美国朝野和知识界，直到很晚才刚有初步醒悟，而且仍然普遍没有认识到中共极权制的基本性质和错搬现代化理论的灾难。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除了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与现代化相关的内容。其实质不过是为焦头烂额的极权制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标签。其实，共产极权主义从来都重视现代化，称之为经济基础。而习近平和他的智囊团居然连这也搞不清，抄不来。首先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就有系统的抽象说法。而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则是非常具体的极权主义现代化理论，成为极权主义的合法性的一部分。中共也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文革”后中共的改革也是从四个现代化开始的，都不仅是为了经济工作，更是为了极权统治的合法性。从邓小平起，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极权制。邓小平在改革开始前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他发动“六四”镇压，都清楚表明他们的现代化目的何在。习近平与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的差别在于，邓还有一点经济的内容，习则连这点内容也没有了。这可能也是极权制走向衰败的迹象之一吧。
 

刘亚伟：反现代化的“现 代化” : “中国 模式”终结之开始？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
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摸着石头找民主。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光绪的改革，最后基本上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45年，毛泽东跟黄炎培讲“历史周期律”，他说我们共产党来了，用民主的法宝，可以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了。罗小朋说的“时间换空间、人命换天命”，也是这个意思。
之后是“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能够把“双十协定”当一回事的话搞联合政府，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我快进到1980年，邓小平“818讲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都是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1987年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提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按7步走，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共产党一大到二十大，没有哪一个大会对未来的政治改革提出这样的、可操作的步骤。之后就有了基层民主的大跃进了，卡特中心从1998年到2012年，一直与民政部、全国人大跟进、落实村委会选举、乡镇的人大代表选举和县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到了2006年，温家宝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案，他告诉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桑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一是基层的直选，二是要给媒体监督的权力。村的人要先学会选村委会主任，之后乡镇的老百姓要学会想选乡镇长，然后到县的老百姓能够选县长。县以上应该是变成间接选举。第三，他说共产党应该有法制，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当时桑顿听了非常激动，专门发文说，中国向民主的万里长征实际上是走开了第一步。2009年胡锦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当权派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民主是怎么样。2010年，习近平给过大家一个惊喜，即所谓的“习五字”,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后，加了“权为民所授”。我当时记得很多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觉得这是中国进入程序民主的开始。因为授权实际上就是选举了,是一个过程。
当时习的兴趣可能主要是新加坡模式，当然这些后来都放弃了。习近平现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跟之前的报告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新东西。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现在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中国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这么多年，卡特中心在中国做的，主要是让大家讨论中国能不能搞政治改革，梳理国内一些政治改革的试点。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能操作的、有序的办法，不要再重复过去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的那种模式。从去年10月份的四通桥到后来11月的亮马桥，老百姓发声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说明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在政府的压力下，社会会不会有更多的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引发中国政治上的变化，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但应该不是短期会发生的事。